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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爱情原本是纯洁神圣的，但因为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爱情开始变质。
甚至很多人为了给无聊的生活追求一丝刺激，会选择背叛爱情，无视婚姻的一纸之书。
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现在的人越来越不相信爱情和婚姻，更不相信有人能够从一而终。
在各大社交平台的评论区中，都能看到人们在讨论唐山花店老板娘，不少人都称赞她风韵犹存。
更多人用她的不雅视频作为赚钱的工具，按照人们的一贯作风，在购买完之后都会评价没意思。
但花店老板娘的不雅视频人们的评价却是值！很值！
很多人在了解完视频背后的故事时，都在斥责花店老板娘对爱情不忠。
虽然长得很漂亮，可是行为却令人不齿。
更让人意外的是，视频的曝光者竟然是花店老板娘出轨的小男友，这是什么仇什么怨？
在如今互联网的时代里，人们能够在网络上冲浪了解天南海北的大事小事，也能通过网络寻求公道。
有很多争先恐后看热闹的网友会紧跟时事，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评判和意见。
因此在社交平台上出现很多实名举报、匿名投稿、话题扩散等信息。
河北唐山出现了一个出轨瓜，爆出这个瓜的人正是插足别人婚姻的男小三。
他不仅曝光了两人亲密的不雅视频，还用各种两人的合照和截图控诉对视频女主人公的不满。
他写下了一篇长长的坦白作文。
作文中描绘出两人相处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也表述了前因后果，以及为什么要在网络上公开两人相处细节的原因。
不少网友都开始吃瓜，这件事情被一传十，十传百，男女主都火了起来。
不过最火的应该是故事中的女主，因为该男子发布的关于她8分25秒的不雅视频让不少称赞她风韵犹存。
故事女主是唐山一家花店的老板娘，她的名字叫叶丛。
虽然已经结婚生子，但岁月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什么痕迹，叶丛依旧肤白貌美。
甚至因为岁月流逝，叶丛的身上还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举手投足之间都别有韵味。
叶丛身材非常性感火辣，长相也很好看。
虽然已经32岁，但无论从状态还是外貌上完全看不出来，更看不出来叶丛已经生过两个孩子。
网友们看到她的照片纷纷称赞路上看到这样的女孩子，都会回头看两眼。
叶丛不仅长得漂亮，更重要的是她家里条件也不错。
开着自己的花店，还有自己的代步车，并且还是车牌号为三个八的保时捷。
保时捷也许很普通，但车牌号已经能够说明一切。
不少人表示这个小男友傍上富婆不想离开了。
其实不然，这个曝光花店女老板的小男友家境条件也不错。
而且从他工作的照片中可以看出，这个男孩子长得非常斯文。
据传言这个男生有着182厘米的大高个，长相也很不错，两人就是在叶丛的花店相识的。
当时男生去叶丛花店买花，叶丛看上这个白净男孩。
于是叶丛巧妙的利用老板的身份，留下对方的联系方式，慢慢的靠着撩拨和接触，两人发展成为地下恋人关系。
之所以是地下恋人，是因为二人的关系见不得光。
叶丛已经结婚有自己的丈夫，她现在的行为属于脚踏两只船，属于婚内出轨。
而该男子同样有自己的未婚妻，并且准备结婚。
虽然是未婚出轨不触犯法律，但他移情别恋这样的行为也是不道德的。
两人都知道彼此的情况，缺依然选择在一起。
这不是爱，而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据网上传闻来说，叶丛一直以来都比较花心。
叶丛和丈夫似乎早就貌合神离，周围的人都知道她风评不太好，不过没有在网上曝光。
从叶丛已经有丈夫和孩子还要出轨的行为就可以看出，她玩的比较花。
丈夫有糖尿病，在私下的生活中没有办法满足叶丛，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失去激情，索然无味。
为了增添生活的乐趣，叶丛才开始在外面找小鲜肉。
叶丛的丈夫可能也已经知晓，二人心知肚明却还是继续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生活。
这个新的小男友能够暂时满足叶丛内心的欲望，而小男友也被叶丛迷的七荤八素。
从他控诉的小短文可以看出，他认为叶丛情商非常高，并且长久以来一直在对自己精神洗脑。
在叶丛一步步的情感控制下，他对叶丛死心塌地。
那么沉溺在爱情中的小男友，为什么会控诉叶丛呢？
小男友控诉主要是因为他觉得叶丛玩弄了自己的感情。
该男子原本计划今年五一与自己的女友结婚，但没想到遇到叶丛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叶丛希望该男子与自己的女友分手，她也承诺她会和自己的丈夫离婚，两个人就能够光明正大的走在一起。
为了让小男友更加的爱自己，叶丛不但对他洗脑，还与小男友去云南等地旅游，创造属于两人的甜蜜回忆。
叶丛给该男子吹的枕边风就是，该男子需要先和他的未婚妻分手，叶丛才会和自己的丈夫离婚。
两人在私下早已“老公老婆”相称，并且还购买了情侣戒指，这都让小男友欲罢不能。
但出于负责任的态度，他还是认为与叶丛不过是黄粱一梦，应该和自己未婚妻在一起才是归宿。
对于这样的想法叶丛并不满意，甚至直接给小男友未婚妻打电话，还告诉未婚妻的父母两人之间的苟且事。
未婚妻别无他法，只能选择与小男友分手。
这样一来小男友就再也没有别的退路了，他的所有心思只能花在叶丛一人身上。
为了陪伴叶丛，小男友放弃了工作和社交，把自己置于永远等待叶丛得空的境地中。
叶丛有时间两人才会一起去旅游、逛街。
为了给叶丛好的恋爱体验，小男友不断的给叶丛花钱，制造惊喜和仪式感，首饰、化妆品小男友都甘之如饴的去购买付出。
他希望的就是叶丛能够尽快离婚。
叶丛回家和自己的父亲聊过离婚一事，遭到的却是拒绝和毒打。
但是她依旧毅然决然的跟随小男友。
这让小男友觉得叶丛真的爱他，可是离婚这个事也成为小男友心中的一根刺。
叶丛每天都得很早回家陪自己老公和孩子，这都是怕老公生气。
小男友敢怒不敢言，他也不敢给叶丛太大的压力。
不过小男友已经把叶丛当成了自己妻子。
在自己的聚餐中，他都会大方的介绍叶丛，还告诉亲朋好友很快就能喝上两人的喜酒。
可没想到这场离婚拖了一年多的时间，都没有任何进展。
渐渐的小男友明白，叶丛根本就没有想过离婚。
因为叶丛还有自己的孩子，而小男友不过是叶丛饭后的小甜点，她的主菜永远是自己的丈夫。
叶丛对他只是玩玩而已。
可他的生活却变得天翻地覆，没有工作，没有婚姻，没有社交。
反观叶丛妇唱夫随、母慈子孝。
更过分的是，叶丛玩腻了，想要回归家庭和小男友分手。
小男友这才一气之下公开了8分25秒的视频，并且发长文控诉叶丛。
他认为得不到就应该毁掉。
他付出了一切，甚至整个心都在想着如何与叶丛结婚，没想到落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
小男友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受到叶丛的pua，才让他完全失去了自我。
所以他要把这一切发出来，让叶丛没有办法做人。
事实如小男友想的一样。
这件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在网上造出难以抵挡的火热之势。
两人的做法究竟谁对谁错呢？
从小男友发布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可以看出，两人之间发生的故事信息量非常大。
而且小男友以往的社交平台中也公布了叶丛。
可以看出来小男友真的非常喜欢叶丛，两人之间的合拍也比较亲密。
小男友在各个社交媒体上都大肆官宣，他沉溺在爱情的美好陷阱中，所以被爱中伤后，才想着两败俱伤。
不过两人之间具体的事情经过，不能只听一人的说法就进行评判，这样的舆论是不公平的。
但对于二人孰是孰非一事，只能说两人从一开始就不对。
两人都知道对方有另一半，但还是选择背叛自己的另一半。
小男友更是放弃自己的一切，选择和有夫之妇在一起，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不能全部归咎于叶丛的pua。
而叶丛原本家庭美满，事情曝光之后她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家庭也支离破碎。
亲朋好友都因为叶丛而抬不起头，孩子也没有办法正视自己的母亲。
如果叶丛真的与丈夫没有感情，她完全可以离婚。
但叶丛没有，而是选择脚踏两只船。
所以叶丛对小男友也许并不是真爱。
只是因为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或是寻求一些特殊的刺激。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爱上了小男友的年轻、有钱、好骗。
从照片来看，小男友带的都是昂贵手表，开的也是豪华汽车，给叶丛买的礼物都很贵，基本上有求必应。
也许叶丛觉得这种言听计从、又帅又有钱的男人让她有些动心。
不过叶丛毕竟有自己的孩子，她要离婚也得好好的和自己孩子商量，所以她应该也没有计划离婚。
只是小男友因爱生恨，把两人之间的所有事情都曝光出来，这应该是两个人都是始料未及的。
叶丛如今已经没有办法回家，她的丑闻不仅街坊邻居知道，全国网友都知道，她与自己丈夫之间可能只剩下离婚。
这样的丑闻又让她如何面对自己的孩子呢？
夫妻之间的感情本就是需要两人共同维护的。
感情的确需要激情和新鲜感，但更多的是责任，这也是结婚的意义。
新鲜感不是去找新的人，而是和旧的人去体验新鲜的事。
感情总会变淡，但是按照哲学来说，所有事情都会是起伏跌宕的，到达最高点就会衰落，但及时的掌控又会有提升，
感情也一样，不是与一个人没了感觉就要丢弃两人之间的所有回忆，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尤其是双方已经有了孩子，孩子需要在完整幸福的家庭下长大才利于身心健康。
感情出现裂痕需要修补，而不是想着更换。
除非是在婚姻中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或是有家暴等违法的行为，这种情况可以选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也可以选择退出婚姻。
但如果只是因为没有激情和新鲜感就去背叛婚姻是不对的，因为和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保持激情。
就像叶丛和小男友一样，两人之间的甜蜜不过数月而已。
所以说两人一开始就是错的，注定就没有结果。
而小男友选择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是气火攻心、没有好好思考的行为。
这一行为可能涉嫌犯罪，因为他流传出的属于不雅视频，还被广泛售卖用于盈利。
至于叶丛，有网友觉得她的花店应该有了噱头，大家都想一睹她的芳颜，未来的生意应该不错。
你觉得两人之间谁对谁错呢？
唐山是一座很有名的城市，几十年前发生过大地震，它是一座经过检验的英雄的城市。前一阵子，发生过烧烤店打人事件，全网声讨打人者。近日，又有一名在那里经营花店的老板火了，因为原本很私密而香艳的视频，被很多人看了个够。
现在不仅男性喜欢年轻漂亮的女生，很多女性也开始喜欢小鲜肉、小奶狗、小狼狗。喜欢归喜欢，但它有风险。最近，花店老板娘就被鲜肉小狼狗给咬了，为自己的“多情”付出了代价。
老板娘和小鲜肉八分多的“恩爱”视频被曝光了，而且是当事人曝的。视频中，老板娘风韵犹存，小鲜肉英俊帅气，但说到底，它不是男欢女爱，而是搞破鞋的低俗行为。
花店老板娘姓叶，穿名牌，开豪车，有钱，还漂亮，但是已经结婚了。但这并不妨碍她喜欢老公以外的异性，而且是年轻的男性。不仅是喜欢，由于她多金、长相漂亮、身材傲人，所以几乎可以让所有没见过世面的小鲜肉对她死心塌地。
叶美女给老公戴了绿帽子，与小鲜肉保持着长时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叶美女有着过硬的自身条件，可谓见多识广、阅人无数，所以觉得自己能轻松地掌控大局，玩耍一般地周旋于老公和男小三之间。但叶美女似乎是过于自信了，自以为天衣无缝，但实则是百密一疏。她以为小鲜肉也只是馋她的身体，爱她的钱，但她忽略了小鲜肉是动了真感情了。认真的男人是很可爱也很可怕的，哪怕只是二十多岁的小男人。
小鲜肉遇到叶美女，可以说是坠入了爱河。他非常喜欢老板娘叶某，花尽心思讨她欢心，掏心掏肺对她。但得知老板娘对她只是“玩玩而已”，他一时气愤，做出了“鱼死网破”举动，爆照、爆视频、写小作文diss她。
小鲜肉的爆料，无疑是让老板娘身败名裂了。但她有家庭有孩子，还脚踏两只船，尽享鱼水之欢，也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如果不是小鲜肉的爆料，我们还不知道还有这样藏污纳垢的地方和颠覆三观的事情。
小鲜肉选择通过曝光视频的方式报复老板娘，除了冲动，也有些不道德。因为他在这起事件中充当的角色和前两天的女球员一样，都是“知三当三”，还给一个可怜的男人带了绿帽，还企图让老板娘离婚，破坏人的家庭，相当不道德！
两个人行了苟且之事，被网友谴责，并不冤。但此事还有更复杂的。
不仅老板娘有老公有孩子，小鲜肉也有未婚妻。老板娘背着老公，小鲜肉背着未婚妻，和对方搞地下情，都算是脚踏两条船的人。结婚之前，小鲜肉遇到了比未婚妻长得更漂亮也更有钱的叶美女，就不顾未婚妻及其家人能不能承受这一打击，动了抛弃未婚妻的念头。同时还提出要求，让老板娘和她的老公离婚。
阅人无数的老板娘哪会那么单纯呢！她怎么肯放弃美满的家庭，去和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共度余生呢？她不过是也馋小鲜肉的身子，图个新鲜罢了。
据小鲜肉说，老板娘曾打电话给自己的未婚妻，将小鲜肉家搅得天翻地覆。小鲜肉也是有仇必报，直接跑到老板娘家，把老板娘和自己媾和的事告诉了老板娘的爸爸。小鲜肉可能也是希望，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这样一来，老板娘就是抛夫弃子，和自己在一起了。
老板娘久经人事，怎肯轻易就范。小鲜肉的希望还是落空了，并且感觉自己被耍了，于是就有了后来大家看到的那段视频。
不知道叶美女的老公会不会选择原谅，小鲜肉的未婚妻会不会还能接受。这种概率可能性很小，毕竟心再大的人也是人，不是自然界里随便可以让渡交配权的动物。
对于吃瓜群众，这不是个什么大事。但是对于那位无辜的绿帽老公和那个无辜的孩子以及那个无辜的未婚妻，太残忍了。祝福他们，打击可以降到最轻，还能继续幸福起来。
今在环球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妻子办离婚手续带男友，丈夫一耳光把她扇成重伤二级！
事件大致是这样的：男子张某某与妻子曹某某到民政局准备办离婚手续时，因妻子带男友一同前来，男子觉得自己尊严受到伤害，争吵中便朝妻子脸上扇了一个耳光，致其当场倒地。经医院救治，妻子被评定为重伤二级，男子因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
这都是些什么事啊！这女的曹某某与丈夫办理离婚手续带男朋友来干什么？秀恩爱也不能在还没办完离婚手续时在丈夫面前秀啊！
你就不能等到离婚后再秀恩爱吗？这简直就是赤裸裸地挑衅加侮辱。一巴掌就重伤二级，难不成男子练过绝世武功？
男子打人是应追究刑事责任，但这女子在婚姻存续期间（还未离）带男朋友（准确说是第三者）来一起办理离婚证的做法，法律上该如何看待？女的就没有一点儿责任吗？
总觉得“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用词不当，打人是有原因的，是女的出轨挑衅在先，一巴掌打成重伤二级，应该是打得太巧了，用过失比较合理。
要不为什么网友评论一巴掌扇出个重伤，男的是不是练过绝世武功会降龙十八掌，唐山打人事件七个打一个才打出个轻伤，这一巴掌能赛过七个壮汉，真牛！
还有，文中称呼男友也不恰当，没离婚时只能算是不光彩的“第三者”，离婚后再叫男友也不迟。哦，忘了一点，四川已经鼓励非婚生育，可以私生子遍地，现在男友可以不算是第三者了，那该算是什么呢？
种种评论，评论种种，没有赞成妻子的，都在为男的说情打抱不平。
但无论如何，法治社会，使用暴力你就输了。既然婚姻走到尽头，张某某你没必要为不值得的事、不值得的人搭上自己。常言说好鞋不踩臭狗屎，没必要被狗咬一下再去反咬狗一口。把格局放大点，哥们儿，天涯何处无芳草，为了那样的女人不值得！
编辑 从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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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14亿人口的国度消失，不是多难的事情。这一点，那些被匆忙张贴的寻人启事足以证明：
怀着求职愿望的年轻人不幸走进了虚假的劳务市场；17位越南籍的暗娼在中国南方等待接客，等来的却是伪装成嫖客的人贩；13岁少女与母亲吵架后离家，在网吧躲了两天；家庭的一次日常交谈中，父亲批评儿子“大脑植入芯片”的想法不切实际，不被理解的孩子选择了离家出走；失忆的老人在离家几百米的车站迷了路……
这其中，一名新生儿的经历颇为独特。为他接生的产科医生宣称他患有梅毒，说服他的父母签字“自愿放弃”孩子。当晚，他被从陕西卖到了山西，成交价是人民币2.16万元。随后，他又被转手以5.98万元的价格卖到河南。用这种方式，陕西的产科医生张淑侠总共贩运了7个孩子。她以这些幼小的生命换回厚度不等的纸钞，价钱最低的是1000元。
整件事情中，唯一毫不知情的是那个在3个省份之间被出售了两次的婴儿。他在半个多月后获救，家人为他取名“来回平”——“来回平安”，庆祝他的失而复得。
即使在所有失踪人口中，来回平都称得上是平安的：被产科医生卖了1000元的那个孩子在贩运中死去，遗体遭到抛弃。另一些类似事件中，孩子们是在睡梦里被人偷走的。当一名仅8个月大的婴儿被人从被窝里抱走时，他的母亲和曾祖母听到了动静，她们都死于刀下。
更多时候，一个人的失踪，换回的是是细水长流的悲剧：骨肉分离，家庭解体，命运流转。
2010年6月6日，贵州贵阳，郭刚堂骑行贵阳寻子。他是电影《失孤》人物原型。视觉中国供图
2014年，山东的一条渔船载着15名船员赴南海打渔，在海上失去了踪迹。随后的2～4年里，青岛海事法院至少完成了5份宣布失踪或死亡的文书。文书的申请人是这条船上不同船员的母亲、妻子或兄长。
根据法律，“公民下落不明满两年，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其失踪”。一张法律文书，正是“失联”与“失踪”的差别所在。
湖南省常德市有这样一个令人怜惜的女孩：父亲在她不满7个月大时患病离世，3日后，她的母亲离家出走。当她长到3岁，她成了这种法律文书的当事人——祖父代表她向法院申请宣告母亲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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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并没有全国性的失踪人口数据、信息系统。社会的不同角落——电线杆、十字路口和互联网，张贴着各式各样的寻人启事。
民政部管辖的社会救助站里，掌握了一部分走失人员信息，最权威的失踪儿童信息平台则归属公安部。一个用于救助，一个用于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二者存在小范围的交集，但都不够全面。举例来说，一位普通成年人的消失，就可能既不在这个系统，也在另一个系统之外。
《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提到要推进“信息共享”，这项工作由公安部和民政部负责，另有8个部门参与。
民政部发布的信息表明，截至2019年5月，中国大陆共有1623个救助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的滞留人员有34805人。但数字总在变动——救助站里永远人来人往。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是一个名为“团圆”的系统，每天通过20多个信息入口发布儿童失踪信息，这些入口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字节跳动、新浪等互联网公司旗下的手机客户端。它由国内6000多个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民警使用，不提供对外下载。3年里，“团圆”发布了走失儿童信息3978条，找回3901名失踪儿童。
形形色色的寻人启事总在讲述走失者形形色色的原因：灾难，战争，拐卖，创业失败，父子失和，夫妻反目……《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提到的一条举措，解释了另一种业已引起关注的可能性：“研究在劳务市场发生的拐卖人口犯罪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工作。”
“在走失面前，大家是平等的。”北京字节跳动科技公司员工曾华说。他负责这家公司旗下“今日头条”的公益性寻人项目。
从2016年2月启动，到2019年7月，“头条寻人”发布了7万多条寻人启事，找回了1万多人，时间最短的只花了1分钟。目前日均找到10到12人。他们追踪了7万多条信息中的每一条，由此建立了一个企业级的走失人口数据库。
其中最多的走失者，是18岁至60岁的成人，老年人排在第二位，然后才是孩子。这是最意外的一个发现。2015年夏天，今日头条最初设想的寻人项目，瞄准的是孩子，但有半年多的时间，一个孩子都没找到。这使他们对项目的可行性拿不定主意。
直到2016年2月，这里的一个实习生偶然尝试弹窗推送了一条从网上找到的寻人启事，那是在河北走失的一个黑龙江的老人，两名用户分别见过这位老人，并且都联系了家属。此事直接催生了“头条寻人”项目。
“老年人走失（的信息）只在电线杆上，它通常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也不会引发公众关心。”曾华说，“哪个孩子不见了，是城市的重大新闻。到目前为止，能够引发全国性关注的走失新闻，全部都是小孩的新闻。”
今日头条副总编辑徐一龙也认为，公众的注意力过多放在了儿童被拐卖的事件上。“但你很难说，‘爷爷走失’只相当于‘0.5个孙子’走失。”
2018年5月29日，郑州，来自全国23名被拐儿童的父母和亲属在火车站西广场上寻子。视觉中国供图
国家在走向老龄化，包括阿尔兹海默症在内的老年痴呆症却日益年轻化。2014年就有医学界人士指出，中国老年痴呆症的平均发病年龄为55岁，比20年前的65岁提前了10岁。“头条寻人”数据里，成人走失最常见的原因是精神疾病、老年痴呆症、智力障碍。
至于孩子，大都是离家出走，而非被人拐卖。这与警方信息吻合。公安部“团圆”系统里，被拐走后找回的孩子年均只有20人左右。
“团圆”上线头一年就有过分析：一年间找回的孩子，离家出走的占了59%，迷路的有15%，以占比9%排在第三位的是“家庭纠纷、债务纠纷等原因不实举报”。浙江乐清有过震动一时的案例：一个男孩消失了，被判刑的是他的母亲。这位33岁的女士在法庭上辩解：丈夫有了外遇，她把孩子藏了起来，只为了考验孩子的父亲。
2016年，民政部背景的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估算，中国每年大约走失老人45.7万人，平均每100个老人就有2人走失。
为此发布的白皮书说，在发达国家，老人走失主要是由于失智而造成。在中国，失智仍是主因，但一个关键影响因素是人口流动。“重灾区”不是大城市，而是人口流出地。
这项研究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救助站的信息并非全部，信息还分布在其他一些平台。为此，研究团队的一个建议是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报失和查找平台。
“确实需要把信息打通。”徐一龙说，“如果信息流动得更好，问题会解决得更好。”
他们与政府部门的合作，经常是一个一个部门去谈。比如，他们与一些省份的110报警平台合作得很密切，每天拿到一些确切的失踪立案信息，在另一些地区，这样的合作仍有待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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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寻人启事张贴的主要场所已经变了。
公安部的失踪儿童信息，是以失踪地点为圆心，向特定半径内的手机用户推送。失踪1小时内，推送半径是100公里；2小时内，200公里；3小时内，300公里；3小时以上，500公里。
“原理跟在电线杆上贴寻人启事是一样的。”徐一龙解释，“思路仍然是，人在哪儿走丢，就在哪儿找人。”
“精准地图推送技术”的操作非常简单：设定一个圆心，用鼠标画一个圈，然后寻人启事就会出现在圆圈内的一块块手机屏幕上。
一个常常在网络地图上画圈的年轻人形容，电线杆上的寻人启事变成一条弹窗信息，这变化像是“马车变成高铁”。
“今日头条”每日发布的100多条寻人启事里，来自国家救助体系的信息成功率更高。平均每推送5条来自救助站的信息，就能帮助一个人回家；医院提供的无名患者成功率则超过了27%。
据称，“今日头条”的日活跃用户数量目前超过1亿。这使它成为中文互联网世界一个人头攒动的十字路口，一个存在于智能手机里的电线杆。
一个为此着迷的实习生，核实过一则电线杆上张贴的寻人启事，推送后成功帮助找回走失者。寻人启事从一个电线杆挪到了另一个“电线杆”上。
圆圈的大小，有时是一个街区，有时是一座城市，有时是一个省份。曾华说，在北京、上海这样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那个圆圈的半径通常会控制在5公里范围内。但在偏远地区，5公里显然不太够用。
当然，家属“永远希望画大一点”。有人细心地提出，希望在寻人启事里“制造一些噱头”，比如“悬赏50万元寻人”——50万元是“我和我弟弟和我爸爸的全部积蓄，加上一些贷款”。有了这样的噱头，也许能“上全国新闻头条”，“吸引全省全国人一起找”。
今日头条供图
还有一位寻找母亲的女儿，她的细心更加令人心酸。她时不时在微信里给工作人员发来一些可爱的表情包，希望对方心情愉快，这样就会把自己的寻人启事往前面放一点，最好是每天都能发布一遍。但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只有极少数寻人启事会被重复推送，往往是因为更新了关键信息，比如从监控视频中发现了失踪者最新的位置。
寻人团队会尽量防止短时间内在同一地理位置“画圈”，部分是因为，频繁弹窗可能影响用户体验，更重要的是，一个地方看起来总有人走失，容易造成恐慌。
多数人希望扩大范围的同时，也有人是矛盾的：要求低调处理，比如，不愿说家属“精神异常”，用“精神恍惚”替代。有些家长不希望公布走失孩子的全名，担心影响孩子的将来；还有学校看到了失踪学生的校服，要求模糊这些信息。一个罕见的案例是：妻子发启事寻找失踪的丈夫，提供了报警证明，男方看到了推送，要求撤销寻人启事。他解释，自己是有意逃避，而不是走失。
这支寻人团队遇到过一些他们无法帮忙的请求。比如，一个男子多次上传女友的照片，他们吵架了，她拒绝接听电话。还有人郑重其事要寻找香港的某位名人，因为从新闻上看到此人姓名，坚称按照字辈，对方应该是自家人。最不可思议的是，寻人启事里填写的是人的名字，上传的是狗的照片，当事人急于寻找宠物。
有一天，一个女子提供了男友跟另一个女子的聊天记录，想要揪出那位小三。
“我想的是，”处理此事的工作人员回忆，“虽然不能帮你发，但是希望你离开这个‘渣男’。”
这位工作人员发现自己的微信里添加了2000多个寻人的家属，她还同时在200多个微信群里处理来自警方、救助站、陵园、医院、志愿者等方面的寻人信息。有时，她看到一个家属的微信头像换成了“祭奠”的“奠”字，就会默默把有关的寻人启事撤下——无声的死讯。
寻人团队目前有30人，大都20多岁，却是每天见证生离死别的人。当这些人中的某一个对着电话说了一句“对不起，很抱歉没有帮到您”，十之八九，那是又一个走失人口确认死亡的讯息。
人找到后，信息也要撤下，但那是令人高兴的时候。有人会送来锦旗或寄来一箱特产。这些互联网公司雇员收到的意料之外的感谢还包括：“感谢你呀，警官。”
对有些家庭来说，失而复得不等于喜悦。一个精神病患者终于找到了家，他的弟弟却对寻人团队发了火：“你们‘国家’为什么不养他？”有的老人宁可想方设法回到救助站，也不愿跟子女多待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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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站上传的寻亲信息里，很多人写着“无名氏”。一个男人的姓名位置写的是“罗救118”，旁边则是罗救132、罗救121、罗救127。很简单，2019年7月18日这天，河南省罗山县救助站公布了4条信息，他们都是男性，从40岁到65岁不等。廊坊一片农田里发现的一位精神异常的女人，叫“无名马甲女”，照片上她穿着粉色马甲。代号“临江哑男”的人被发现于一个叫临江的小镇。
浙江省衢州市救助站喜欢让人们姓“平安”的“安”。2019年7月15日这天，寻亲系统里增加了19个姓“安”的人：安多多，安歪歪，安河沿，安摇头，安无言，安小眼……只有一个例外，那是一位69岁的老年女性，短发，代号暂时叫“西瓜太郎”。
在这些表格里，人们的年龄有时注明是“目测”，但身高看来是准确的——照片里，不少人的身后就是黑白相间的身高测量表。
此外，还有那些五花八门的民间网站，页面上打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交纳一笔费用，才可以发布寻人启事。其中一个付费网站上，有人描述，自己六七岁时跟哥哥一起被拐卖，记得父母做买卖鸭子的生意，祖父母养蚕，院子里有棵橘子树，屋后是七八棵桑树。
在深圳，包子铺老板孙海洋把崭新的招牌换下，门脸上写了几个黄底红色大字：“悬赏20万寻儿子店”。一条不会被风吹走的寻人启事。
他迄今找了儿子12年。2007年10月9日，他的儿子孙卓被人用玩具车和零食诱惑拐走。
儿子出事时，孙海洋的创业刚刚开始，包子铺只开张了7天，他只是抽空在椅子上打了一个盹。
2013年5月2日，福州，一辆寻子车的车身。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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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就是一转眼的功夫。
“人间蒸发”，经常用于描述一个人的突然消失。实际上，整个过程与其说像液体变成气体，不如说像水滴融入海洋。
江西人肖超华的儿子肖晓松在广东惠州失踪。那是他的第三个孩子。他开了一家服装店，顾客们在忙着试衣服，5岁的儿子出去买牛奶，然后不见了。
趁人不注意将婴幼儿抱走，属于“偷盗婴幼儿”，用玩具或零食将婴幼儿骗走，算不算“偷盗婴幼儿”，是个一度争论不休的问题。二者刑罚不同：普通的人口拐卖案件量刑，“起步”是5年，偷盗婴幼儿则是10年。
直到2017年起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司法解释，才有了比较明确的结论：哄骗拐走婴幼儿，也算偷盗的一种。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这样更符合立法精神，有利于从严惩治拐卖儿童犯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拐卖妇女和儿童犯罪案件的数量，自2012年起呈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审结了1918件，2013年是1313件，2014年是978件，2015年则是853件。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在一个寻人主题的视频节目中说，如今，拐卖儿童属于“零星发案”。
2009年，公安部建立了旨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DNA信息库。到2019年7月，通过DNA信息库找到了6100多人，多走失于20世纪90年代。那个年代发案较多而破案手段较少。
在2007年，孙海洋打了“110”，得到的答复是24小时之后才能立案。“24小时”也曾是个问题：直到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明确，接到儿童及不满18周岁少女失踪的报案，必须立即立为刑事案件展开侦查，无需再满24小时。
像他这样早年失去孩子的父母仍在备受陈年往事的困扰：他们失去孩子的年代，还是打击人口拐卖犯罪的体系并不完备的年代。他们只能把基因放在信息库里，等待一个概率。
6
失去只在转瞬之间，寻找却会旷日持久，甚至用完剩下的整个人生。
1991年，一个叫宋彦智的贵州男孩失踪，被卖到了广东的乡下，找回来时是2016年。隔了四分之一世纪，当年的3岁男孩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而当年的父亲已经进了坟墓。
在漫长的寻子岁月里，那位饱受失子之痛的父亲宋怀南死于自杀。2006年农历正月初三的傍晚，宋怀南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出了门。他随后跳楼。那句话只有8个字，连遗嘱都谈不上——“我只要我儿宋彦智”。
宋彦智曾见过父母的寻人启事，他甚至在网上添加了母亲张雪霞的联系方式，发过自己右手手背上一颗黑痣的照片给张雪霞，但张雪霞的寻人启事里说，黑痣是在左手手背。母子继续做网友。
后来的DNA比对证明是她的记忆出了偏差。她的寻人启事写错了，代价是4年。
2017年11月2日，广州的法庭里，女检察官宣读一份起诉材料时一度哽咽。她读到了一位叫杨江的父亲自杀的部分——整个案子最痛苦的证据。
2005年，杨江的儿子被一个叫张维平的惯犯拐走。他找孩子找到精神崩溃，在2008年又一次赶路途中，趁同行的家人不备，从火车厕所的窗户跳了出去。
最终，那个人贩第三次因拐卖儿童罪获刑，被执行了死刑。但事情还没结束。人口贩运案件往往如此，经过多次转卖，即使人贩落网，寻人线索也有很大可能中断。在2015年11月之前，刑法规定，只要买家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也不阻碍对他们的解救，“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刑法修正后，变成“可以从轻处罚”。
对张维平恨之入骨的父母们走出法庭后，只能再一次四处张贴他们的寻人启事。
7
无尽的寻找中，这些人变卖了家里的缝纫机、电视机、汽车、住房。他们把寻人启事贴到电线杆上，也曾印到打火机、火柴盒、扑克牌、衣服或背包上，让它成为别人日用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扑克牌上的寻人启事 视觉中国供图
他们尝试过行为艺术——在冬天的公园里一起脱掉上衣，身上露出寻人信息，吸引人们的注意。
前些年，肖超华和一些同病相怜者开过一辆“寻子车”，几乎跑遍了中国。车身贴满了走失孩子们的肖像，红底白字写着：“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请看好孩子。”他们真的找到了几个孩子，但不包括他的儿子肖晓松。
有些家长连名字他都没问过，但他清楚地记得他们孩子的姓名。因为他们经常互称“某某爸”或“某某妈”。
许多人始终不敢更换自己的电话号码，那是孩子在家里记得的。还有人始终不敢搬家，他们要等在原地。贵州98岁的杜虎珍，从21岁开始等待离家从军的丈夫。77年里她独自送走了长辈，养大了孩子。她拒绝离开自己的房子，“我就要在家守着，万一他哪天回来呢？”
2017年，肖超华又回到了惠州，开了一家杂货店。他要赚一点钱，照顾他的家庭。惠州是他的伤心之地，他有时候会去孩子丢失的地方、也就是他开过服装店的地方转一转，那个市场已经倒闭了。
“我就是要回到这边来等他。”他解释，“因为，他毕竟在这边出生，在这边长大，没有回过老家，他从出生到丢的时候，一直都在这边。他对这边的记忆还大一点。”
虽然他也知道，孩子已经长大了，就算哪天来到这个杂货店买瓶水，自己也认不出来。
他甚至希望，假如孩子的养父母看到寻人启事，只要告诉他孩子在哪里就好。“如果他确实是收养我孩子的，我可以给他养。”他说，“我只要知道他活在这个世上。”
在惠州，他仍跟当地警察保持联系。他把自己和儿子的图片都给了警方。腾讯公司推出了一种“跨年龄人像识别技术”，他听说腾讯已经与警方合作，用这种技术找回了好几个孩子，尽管他们的面部已经像他的儿子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腾讯形容，自己的技术是一个“时间折叠者”。
他最新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上面。
“最坏的打算是，”这个男人停顿了片刻，说，“找不到就没办法了，找得到就尽量找了。但只要活在世上，就不会放弃。”
徐一龙认为，“头条寻人”提高了信息触达关键人的能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降低了做好事的成本。“这个世界并不缺少善意，只是缺少一次提示。”
在辽宁大连，一个外卖骑手遇到了一位走失老人，回家后收到手机弹窗才意识到。他连夜跑出去寻找，并且把信息发给了其他的外卖骑手。最终，一个叫李井凡的外卖骑手发现了老人，他陪了老人大约15分钟，直到家属到来，他接着去派送手上两份延迟的外卖。许金中，安徽一个建筑工地上的瓦工，为一个到工地躲雨的流浪汉买了一份食物。接着，他从工友那里看到了寻人启事。他次日再次遇见这个男子，立即帮他联系了家人。
在一份笔记里，推送过这些寻人启事的一个年轻人感慨：“他们是城市的微小分子，是我们每天通勤路上的陌生人，但也可能是别人的超级英雄。”
8
另一些寻人启事里，隐藏着诗人余光中《乡愁》的翻版，“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一个叫史豫秀的台湾人，她的父亲史运生早已去世，她往河南汝州的不少村子写过信，也实地去找过，都没有找到老家。
史运生是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败退到台湾的老兵，早在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之前就已离世。他在台湾仍喜欢看豫剧，给女儿取的名字也有“豫”。
史豫秀的寻人启事经过“头条寻人”弹窗后，2018年，她找到了那个村子。她这才知道，老家人原来不知道父亲去了台湾，他们只知道他在战场上受过伤，不知所终，为他在祖坟旁留了块墓地。
在祖坟前，扬起的纸灰中，史豫秀双手合十，念念有词：“请求爸爸你的灵魂回归故里。”
台湾老兵史运生。他去世后，女儿替他找到了河南的老家。（资料图片）
负责两岸寻亲项目的周思妤是台湾人，她承认，从事这份工作之前，她没留意过寻人启事，也对那些老人了解甚少。她认识的第一个寻亲者，为她画了一张地图，标出长江、淮河的位置，拜托她去大陆找家。从2017年12月偶尔出现的第一例开始，两岸寻亲迄今已有174个成功案例，绝大多数是老兵。年纪最大的已有100岁。
2019年，90岁的张万龙回到了老家河北唐山。老家还有人记得，他的右耳很小，紧贴面部，绰号“半拉耳朵”。这个特征让他得以找到早已更换地名的老家。儿子张建邦说，以前没注意过父亲的耳朵，只知道请来的护工曾说过，他的右耳“挂不上口罩”。当这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归来，拍全家福时，人们站了几排，一起喊的是：“欢迎回家！”
而在台湾的一个护理院，从湖南乡下来的王桐华见到了他正在吸氧的双亲。他赴台湾之前，98岁的母亲在视频里嘱咐79岁的儿子：“你要小心不要迷路啊！”
周思妤陆续见到老人们省亲，也见到那些已故者的后人，把父辈在台湾用过的印章或是别的遗物埋到祖坟，把父辈在台湾坟前的香灰撒向祖坟。人们返程时通常都会带一点坟前土。
“我们这些90后，很多对大陆并不是很了解，”周思妤说，“通过这个工作，我知道，大陆跟台湾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关系是很难分割的，有这么多亲人的连接。”
这件事情让她觉得“有使命感”。“交流总比不交流好，交流就是给彼此更多认识的机会，如果你把交流的东西切断了，你就没机会去认识对方，你的误解还是在，你的偏见还是在。”
与两岸寻亲小组平行，另一个小组在帮助各地烈士陵园里的烈士寻找失散的后人。因此，台北出生的周思妤，和她的大陆同事一起，在北京为当年交战双方的士兵服务。70年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只剩下骨灰了。“找一例，少一例。”
两岸寻亲小组迄今效率最高的一例，只花了大约15分钟。那位老人1949年离开时，身上只有一张年幼儿子的相片。15分钟，接上了70年前的断裂。2019年，那位辞世多年的老人的遗骨从台湾迁回了杭州。他回家了。
本文由中国青年报独立出品，首发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及头条号，加入树木计划。
2010年6月6日，贵州贵阳，郭刚堂骑行贵阳寻子。他是电影《失孤》人物原型。视觉中国供图
2018年5月29日，郑州，来自全国23名被拐儿童的父母和亲属在火车站西广场上寻子。视觉中国供图
扑克牌上的寻人启事。视觉中国供图
2013年5月2日，福州，一辆“寻子车”的车身。视觉中国供图
1
从一个14亿人口的国度消失，不是多难的事情。这一点，那些被匆忙张贴的寻人启事足以证明：
怀着求职愿望的年轻人不幸走进了虚假的劳务市场；17位越南籍的暗娼在中国南方等待接客，等来的却是伪装成嫖客的人贩；13岁少女与母亲吵架后离家，在网吧躲了两天；家庭的一次日常交谈中，父亲批评儿子“大脑植入芯片”的想法不切实际，不被理解的孩子选择了离家出走；失忆的老人在离家几百米的车站迷了路……
这其中，一名新生儿的经历颇为独特。为他接生的产科医生宣称他患有梅毒，说服他的父母签字“自愿放弃”孩子。当晚，他被从陕西卖到了山西，成交价是人民币2.16万元。随后，他又被转手以5.98万元的价格卖到河南。用这种方式，陕西的产科医生张淑侠总共贩运了7个孩子。她以这些幼小的生命换回厚度不等的纸钞，价钱最低的是1000元。
整件事情中，唯一毫不知情的是那个在3个省份之间被出售了两次的婴儿。他在半个多月后获救，家人为他取名“来回平”——“来回平安”，庆祝他的失而复得。
即使在所有失踪人口中，来回平都称得上是平安的：被产科医生卖了1000元的那个孩子在贩运中死去，遗体遭到抛弃。另一些类似事件中，孩子们是在睡梦里被人偷走的。当一名仅8个月大的婴儿被人从被窝里抱走时，他的母亲和曾祖母听到了动静，她们都死于刀下。
更多时候，一个人的失踪，换回的是是细水长流的悲剧：骨肉分离，家庭解体，命运流转。
2014年，山东的一条渔船载着15名船员赴南海打渔，在海上失去了踪迹。随后的2～4年里，青岛海事法院至少完成了5份宣布失踪或死亡的文书。文书的申请人是这条船上不同船员的母亲、妻子或兄长。
根据法律，“公民下落不明满两年，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其失踪”。一张法律文书，正是“失联”与“失踪”的差别所在。
湖南省常德市有这样一个令人怜惜的女孩：父亲在她不满7个月大时患病离世，3日后，她的母亲离家出走。当她长到3岁，她成了这种法律文书的当事人——祖父代表她向法院申请宣告母亲失踪。
2
迄今为止，并没有全国性的失踪人口数据、信息系统。社会的不同角落——电线杆、十字路口和互联网，张贴着各式各样的寻人启事。
民政部管辖的社会救助站里，掌握了一部分走失人员信息，最权威的失踪儿童信息平台则归属公安部。一个用于救助，一个用于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二者存在小范围的交集，但都不够全面。举例来说，一位普通成年人的消失，就可能既不在这个系统，也在另一个系统之外。
《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提到要推进“信息共享”，这项工作由公安部和民政部负责，另有8个部门参与。
民政部发布的信息表明，截至2019年5月，中国大陆共有1623个救助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的滞留人员有34805人。但数字总在变动——救助站里永远人来人往。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是一个名为“团圆”的系统，每天通过20多个信息入口发布儿童失踪信息，这些入口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字节跳动、新浪等互联网公司旗下的手机客户端。它由国内6000多个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民警使用，不提供对外下载。3年里，“团圆”发布了走失儿童信息3978条，找回3901名失踪儿童。
形形色色的寻人启事总在讲述走失者形形色色的原因：灾难，战争，拐卖，创业失败，父子失和，夫妻反目……《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提到的一条举措，解释了另一种业已引起关注的可能性：“研究在劳务市场发生的拐卖人口犯罪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工作。”
“在走失面前，大家是平等的。”北京字节跳动科技公司员工曾华说。他负责这家公司旗下“今日头条”的公益性寻人项目。
从2016年2月启动，到2019年7月，“头条寻人”发布了7万多条寻人启事，找回了1万多人，时间最短的只花了1分钟。目前日均找到10到12人。他们追踪了7万多条信息中的每一条，由此建立了一个企业级的走失人口数据库。
其中最多的走失者，是18岁至60岁的成人，老年人排在第二位，然后才是孩子。这是最意外的一个发现。2015年夏天，今日头条最初设想的寻人项目，瞄准的是孩子，但有半年多的时间，一个孩子都没找到。这使他们对项目的可行性拿不定主意。
直到2016年2月，这里的一个实习生偶然尝试弹窗推送了一条从网上找到的寻人启事，那是在河北走失的一个黑龙江的老人，两名用户分别见过这位老人，并且都联系了家属。此事直接催生了“头条寻人”项目。
“老年人走失（的信息）只在电线杆上，它通常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也不会引发公众关心。”曾华说，“哪个孩子不见了，是城市的重大新闻。到目前为止，能够引发全国性关注的走失新闻，全部都是小孩的新闻。”
今日头条副总编辑徐一龙也认为，公众的注意力过多放在了儿童被拐卖的事件上。“但你很难说，‘爷爷走失’只相当于‘0.5个孙子’走失。”
国家在走向老龄化，包括阿尔兹海默症在内的老年痴呆症却日益年轻化。2014年就有医学界人士指出，中国老年痴呆症的平均发病年龄为55岁，比20年前的65岁提前了10岁。“头条寻人”数据里，成人走失最常见的原因是精神疾病、老年痴呆症、智力障碍。
至于孩子，大都是离家出走，而非被人拐卖。这与警方信息吻合。公安部“团圆”系统里，被拐走后找回的孩子年均只有20人左右。
“团圆”上线头一年就有过分析：一年间找回的孩子，离家出走的占了59%，迷路的有15%，以占比9%排在第三位的是“家庭纠纷、债务纠纷等原因不实举报”。浙江乐清有过震动一时的案例：一个男孩消失了，被判刑的是他的母亲。这位33岁的女士在法庭上辩解：丈夫有了外遇，她把孩子藏了起来，只为了考验孩子的父亲。
2016年，民政部背景的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估算，中国每年大约走失老人45.7万人，平均每100个老人就有2人走失。
为此发布的白皮书说，在发达国家，老人走失主要是由于失智而造成。在中国，失智仍是主因，但一个关键影响因素是人口流动。“重灾区”不是大城市，而是人口流出地。
这项研究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救助站的信息并非全部，信息还分布在其他一些平台。为此，研究团队的一个建议是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报失和查找平台。
“确实需要把信息打通。”徐一龙说，“如果信息流动得更好，问题会解决得更好。”
他们与政府部门的合作，经常是一个一个部门去谈。比如，他们与一些省份的110报警平台合作得很密切，每天拿到一些确切的失踪立案信息，在另一些地区，这样的合作仍有待开拓。
3
在今天，寻人启事张贴的主要场所已经变了。
公安部的失踪儿童信息，是以失踪地点为圆心，向特定半径内的手机用户推送。失踪1小时内，推送半径是100公里；2小时内，200公里；3小时内，300公里；3小时以上，500公里。
“原理跟在电线杆上贴寻人启事是一样的。”徐一龙解释，“思路仍然是，人在哪儿走丢，就在哪儿找人。”
“精准地图推送技术”的操作非常简单：设定一个圆心，用鼠标画一个圈，然后寻人启事就会出现在圆圈内的一块块手机屏幕上。
一个常常在网络地图上画圈的年轻人形容，电线杆上的寻人启事变成一条弹窗信息，这变化像是“马车变成高铁”。
“今日头条”每日发布的100多条寻人启事里，来自国家救助体系的信息成功率更高。平均每推送5条来自救助站的信息，就能帮助一个人回家；医院提供的无名患者成功率则超过了27%。
据称，“今日头条”的日活跃用户数量目前超过1亿。这使它成为中文互联网世界一个人头攒动的十字路口，一个存在于智能手机里的电线杆。
一个为此着迷的实习生，核实过一则电线杆上张贴的寻人启事，推送后成功帮助找回走失者。寻人启事从一个电线杆挪到了另一个“电线杆”上。
圆圈的大小，有时是一个街区，有时是一座城市，有时是一个省份。曾华说，在北京、上海这样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那个圆圈的半径通常会控制在5公里范围内。但在偏远地区，5公里显然不太够用。
当然，家属“永远希望画大一点”。有人细心地提出，希望在寻人启事里“制造一些噱头”，比如“悬赏50万元寻人”——50万元是“我和我弟弟和我爸爸的全部积蓄，加上一些贷款”。有了这样的噱头，也许能“上全国新闻头条”，“吸引全省全国人一起找”。
还有一位寻找母亲的女儿，她的细心更加令人心酸。她时不时在微信里给工作人员发来一些可爱的表情包，希望对方心情愉快，这样就会把自己的寻人启事往前面放一点，最好是每天都能发布一遍。但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只有极少数寻人启事会被重复推送，往往是因为更新了关键信息，比如从监控视频中发现了失踪者最新的位置。
寻人团队会尽量防止短时间内在同一地理位置“画圈”，部分是因为，频繁弹窗可能影响用户体验，更重要的是，一个地方看起来总有人走失，容易造成恐慌。
多数人希望扩大范围的同时，也有人是矛盾的：要求低调处理，比如，不愿说家属“精神异常”，用“精神恍惚”替代。有些家长不希望公布走失孩子的全名，担心影响孩子的将来；还有学校看到了失踪学生的校服，要求模糊这些信息。一个罕见的案例是：妻子发启事寻找失踪的丈夫，提供了报警证明，男方看到了推送，要求撤销寻人启事。他解释，自己是有意逃避，而不是走失。
这支寻人团队遇到过一些他们无法帮忙的请求。比如，一个男子多次上传女友的照片，他们吵架了，她拒绝接听电话。还有人郑重其事要寻找香港的某位名人，因为从新闻上看到此人姓名，坚称按照字辈，对方应该是自家人。最不可思议的是，寻人启事里填写的是人的名字，上传的是狗的照片，当事人急于寻找宠物。
有一天，一个女子提供了男友跟另一个女子的聊天记录，想要揪出那位小三。
“我想的是，”处理此事的工作人员回忆，“虽然不能帮你发，但是希望你离开这个‘渣男’。”
这位工作人员发现自己的微信里添加了2000多个寻人的家属，她还同时在200多个微信群里处理来自警方、救助站、陵园、医院、志愿者等方面的寻人信息。有时，她看到一个家属的微信头像换成了“祭奠”的“奠”字，就会默默把有关的寻人启事撤下——无声的死讯。
寻人团队目前有30人，大都20多岁，却是每天见证生离死别的人。当这些人中的某一个对着电话说了一句“对不起，很抱歉没有帮到您”，十之八九，那是又一个走失人口确认死亡的讯息。
人找到后，信息也要撤下，但那是令人高兴的时候。有人会送来锦旗或寄来一箱特产。这些互联网公司雇员收到的意料之外的感谢还包括：“感谢你呀，警官。”
对有些家庭来说，失而复得不等于喜悦。一个精神病患者终于找到了家，他的弟弟却对寻人团队发了火：“你们‘国家’为什么不养他？”有的老人宁可想方设法回到救助站，也不愿跟子女多待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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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站上传的寻亲信息里，很多人写着“无名氏”。一个男人的姓名位置写的是“罗救118”，旁边则是罗救132、罗救121、罗救127。很简单，2019年7月18日这天，河南省罗山县救助站公布了4条信息，他们都是男性，从40岁到65岁不等。廊坊一片农田里发现的一位精神异常的女人，叫“无名马甲女”，照片上她穿着粉色马甲。代号“临江哑男”的人被发现于一个叫临江的小镇。
浙江省衢州市救助站喜欢让人们姓“平安”的“安”。2019年7月15日这天，寻亲系统里增加了19个姓“安”的人：安多多，安歪歪，安河沿，安摇头，安无言，安小眼……只有一个例外，那是一位69岁的老年女性，短发，代号暂时叫“西瓜太郎”。
在这些表格里，人们的年龄有时注明是“目测”，但身高看来是准确的——照片里，不少人的身后就是黑白相间的身高测量表。
此外，还有那些五花八门的民间网站，页面上打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交纳一笔费用，才可以发布寻人启事。其中一个付费网站上，有人描述，自己六七岁时跟哥哥一起被拐卖，记得父母做买卖鸭子的生意，祖父母养蚕，院子里有棵橘子树，屋后是七八棵桑树。
在深圳，包子铺老板孙海洋把崭新的招牌换下，门脸上写了几个黄底红色大字：“悬赏20万寻儿子店”。一条不会被风吹走的寻人启事。
他迄今找了儿子12年。2007年10月9日，他的儿子孙卓被人用玩具车和零食诱惑拐走。
儿子出事时，孙海洋的创业刚刚开始，包子铺只开张了7天，他只是抽空在椅子上打个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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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就是一转眼的功夫。
“人间蒸发”，经常用于描述一个人的突然消失。实际上，整个过程与其说像液体变成气体，不如说像水滴融入海洋。
江西人肖超华的儿子肖晓松在广东惠州失踪。那是他的第三个孩子。他开了一家服装店，顾客们在忙着试衣服，5岁的儿子出去买牛奶，然后不见了。
趁人不注意将婴幼儿抱走，属于“偷盗婴幼儿”，用玩具或零食将婴幼儿骗走，算不算“偷盗婴幼儿”，是个一度争论不休的问题。二者刑罚不同：普通的人口拐卖案件量刑，“起步”是5年，偷盗婴幼儿则是10年。
直到2017年起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司法解释，才有了比较明确的结论：哄骗拐走婴幼儿，也算偷盗的一种。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这样更符合立法精神，有利于从严惩治拐卖儿童犯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拐卖妇女和儿童犯罪案件的数量，自2012年起呈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审结了1918件，2013年是1313件，2014年是978件，2015年则是853件。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在一个寻人主题的视频节目中说，如今，拐卖儿童属于“零星发案”。
2009年，公安部建立了旨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DNA信息库。到2019年7月，通过DNA信息库找到了6100多人，多走失于20世纪90年代。那个年代发案较多而破案手段较少。
在2007年，孙海洋打了“110”，得到的答复是24小时之后才能立案。“24小时”也曾是个问题：直到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明确，接到儿童及不满18周岁少女失踪的报案，必须立即立为刑事案件展开侦查，无需再满24小时。
像他这样早年失去孩子的父母仍在备受陈年往事的困扰：他们失去孩子的年代，还是打击人口拐卖犯罪的体系并不完备的年代。他们只能把基因放在信息库里，等待一个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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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只在转瞬之间，寻找却会旷日持久，甚至用完剩下的整个人生。
1991年，一个叫宋彦智的贵州男孩失踪，被卖到了广东的乡下，找回来时是2016年。隔了四分之一世纪，当年的3岁男孩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而当年的父亲已经进了坟墓。
在漫长的寻子岁月里，那位饱受失子之痛的父亲宋怀南死于自杀。2006年农历正月初三的傍晚，宋怀南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出了门。他随后跳楼。那句话只有8个字，连遗嘱都谈不上——“我只要我儿宋彦智”。
宋彦智曾见过父母的寻人启事，他甚至在网上添加了母亲张雪霞的联系方式，发过自己右手手背上一颗黑痣的照片给张雪霞，但张雪霞的寻人启事里说，黑痣是在左手手背。母子继续做网友。
后来的DNA比对证明是她的记忆出了偏差。她的寻人启事写错了，代价是4年。
2017年11月2日，广州的法庭里，女检察官宣读一份起诉材料时一度哽咽。她读到了一位叫杨江的父亲自杀的部分——整个案子最痛苦的证据。
2005年，杨江的儿子被一个叫张维平的惯犯拐走。他找孩子找到精神崩溃，在2008年又一次赶路途中，趁同行的家人不备，从火车厕所的窗户跳了出去。
最终，那个人贩第三次因拐卖儿童罪获刑，被执行了死刑。但事情还没结束。人口贩运案件往往如此，经过多次转卖，即使人贩落网，寻人线索也有很大可能中断。在2015年11月之前，刑法规定，只要买家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也不阻碍对他们的解救，“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刑法修正后，变成“可以从轻处罚”。
对张维平恨之入骨的父母们走出法庭后，只能再一次四处张贴他们的寻人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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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寻找中，这些人变卖了家里的缝纫机、电视机、汽车、住房。他们把寻人启事贴到电线杆上，也曾印到打火机、火柴盒、扑克牌、衣服或背包上，让它成为别人日用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们尝试过行为艺术——在冬天的公园里一起脱掉上衣，身上露出寻人信息，吸引人们的注意。
前些年，肖超华和一些同病相怜者开过一辆“寻子车”，几乎跑遍了中国。车身贴满了走失孩子们的肖像，红底白字写着：“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请看好孩子。”他们真的找到了几个孩子，但不包括他的儿子肖晓松。
有些家长连名字他都没问过，但他清楚地记得他们孩子的姓名。因为他们经常互称“某某爸”或“某某妈”。
许多人始终不敢更换自己的电话号码，那是孩子在家里记得的。还有人始终不敢搬家，他们要等在原地。贵州98岁的杜虎珍，从21岁开始等待离家从军的丈夫。77年里她独自送走了长辈，养大了孩子。她拒绝离开自己的房子，“我就要在家守着，万一他哪天回来呢？”
2017年，肖超华又回到了惠州，开了一家杂货店。他要赚一点钱，照顾他的家庭。惠州是他的伤心之地，他有时候会去孩子丢失的地方、也就是他开过服装店的地方转一转，那个市场已经倒闭了。
“我就是要回到这边来等他。”他解释，“因为，他毕竟在这边出生，在这边长大，没有回过老家，他从出生到丢的时候，一直都在这边。他对这边的记忆还大一点。”
虽然他也知道，孩子已经长大了，就算哪天来到这个杂货店买瓶水，自己也认不出来。
他甚至希望，假如孩子的养父母看到寻人启事，只要告诉他孩子在哪里就好。“如果他确实是收养我孩子的，我可以给他养。”他说，“我只要知道他活在这个世上。”
在惠州，他仍跟当地警察保持联系。他把自己和儿子的图片都给了警方。腾讯公司推出了一种“跨年龄人像识别技术”，他听说腾讯已经与警方合作，用这种技术找回了好几个孩子，尽管他们的面部已经像他的儿子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腾讯形容，自己的技术是一个“时间折叠者”。
他最新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上面。
“最坏的打算是，”这个男人停顿了片刻，说，“找不到就没办法了，找得到就尽量找了。但只要活在世上，就不会放弃。”
徐一龙认为，“头条寻人”提高了信息触达关键人的能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降低了做好事的成本。“这个世界并不缺少善意，只是缺少一次提示。”
在辽宁大连，一个外卖骑手遇到了一位走失老人，回家后收到手机弹窗才意识到。他连夜跑出去寻找，并且把信息发给了其他的外卖骑手。最终，一个叫李井凡的外卖骑手发现了老人，他陪了老人大约15分钟，直到家属到来，他接着去派送手上两份延迟的外卖。许金中，安徽一个建筑工地上的瓦工，为一个到工地躲雨的流浪汉买了一份食物。接着，他从工友那里看到了寻人启事。他次日再次遇见这个男子，立即帮他联系了家人。
在一份笔记里，推送过这些寻人启事的一个年轻人感慨：“他们是城市的微小分子，是我们每天通勤路上的陌生人，但也可能是别人的超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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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寻人启事里，隐藏着诗人余光中《乡愁》的翻版，“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一个叫史豫秀的台湾人，她的父亲史运生早已去世，她往河南汝州的不少村子写过信，也实地去找过，都没有找到老家。
史运生是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败退到台湾的老兵，早在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之前就已离世。他在台湾仍喜欢看豫剧，给女儿取的名字也有“豫”。
史豫秀的寻人启事经过“头条寻人”弹窗后，2018年，她找到了那个村子。她这才知道，老家人原来不知道父亲去了台湾，他们只知道他在战场上受过伤，不知所终，为他在祖坟旁留了块墓地。
在祖坟前，扬起的纸灰中，史豫秀双手合十，念念有词：“请求爸爸你的灵魂回归故里。”
负责两岸寻亲项目的周思妤是台湾人，她承认，从事这份工作之前，她没留意过寻人启事，也对那些老人了解甚少。她认识的第一个寻亲者，为她画了一张地图，标出长江、淮河的位置，拜托她去大陆找家。从2017年12月偶尔出现的第一例开始，两岸寻亲迄今已有174个成功案例，绝大多数是老兵。年纪最大的已有100岁。
2019年，90岁的张万龙回到了老家河北唐山。老家还有人记得，他的右耳很小，紧贴面部，绰号“半拉耳朵”。这个特征让他得以找到早已更换地名的老家。儿子张建邦说，以前没注意过父亲的耳朵，只知道请来的护工曾说过，他的右耳“挂不上口罩”。当这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归来，拍全家福时，人们站了几排，一起喊的是：“欢迎回家！”
而在台湾的一个护理院，从湖南乡下来的王桐华见到了他正在吸氧的双亲。他赴台湾之前，98岁的母亲在视频里嘱咐79岁的儿子：“你要小心不要迷路啊！”
周思妤陆续见到老人们省亲，也见到那些已故者的后人，把父辈在台湾用过的印章或是别的遗物埋到祖坟，把父辈在台湾坟前的香灰撒向祖坟。人们返程时通常都会带一点坟前土。
“我们这些90后，很多对大陆并不是很了解，”周思妤说，“通过这个工作，我知道，大陆跟台湾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关系是很难分割的，有这么多亲人的连接。”
这件事情让她觉得“有使命感”。“交流总比不交流好，交流就是给彼此更多认识的机会，如果你把交流的东西切断了，你就没机会去认识对方，你的误解还是在，你的偏见还是在。”
与两岸寻亲小组平行，另一个小组在帮助各地烈士陵园里的烈士寻找失散的后人。因此，台北出生的周思妤，和她的大陆同事一起，在北京为当年交战双方的士兵服务。70年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只剩下骨灰了。“找一例，少一例。”
两岸寻亲小组迄今效率最高的一例，只花了大约15分钟。那位老人1949年离开时，身上只有一张年幼儿子的相片。15分钟，接上了70年前的断裂。2019年，那位辞世多年的老人的遗骨从台湾迁回了杭州。他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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